儒家 “忠恕之道”在领导科学中的应用

一、　“忠恕之道”的应用范围 子贡向孔子提问做人做事的准则是什么，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恕”可以是人们一生遵循的道德规范，强调将心比心，不要将自己厌恶的事情施加给他人。孔子之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未之有也”（《大学》），“恕”已经有了两层意思：其一，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只有己立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类似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没有过错，才可以指正他人的过错，换言之，己有过，则不可以也不可能要求他人，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合《论语》和《大学》，我们发现孔子是从“不欲”即否定的方面来推度他人的心理情感，强调不要向他人施加自己的情绪；而《大学》已经流露出对他人成才的要求，表现出对他人道德的期盼。 后世儒者注意到《大学》对“恕”思想的发展，程颢、程颐综合《论语》与《大学》的说法，提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的观点。朱子的学生陈淳在《北溪字义·忠恕》明确表示：“如心为恕，是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不仅仅是自己“不欲”的不要施加给他人，凡是自己“所欲”都要施与他人。当然，程朱理学的推己及人存在天理的前提，所推的内容必须合乎天理的规范。 以我内心真实的心理情感推度他人，体现自己对他人的仁爱之心。但是，毕竟人心不同如面，我之所欲不一定就是他人所欲，我之不欲也未必就是他人之不欲，人生社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如果都从我自己的内心想法出发，无疑是自我中心的霸权主义。所以，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推己及人的推绝对不是宽泛的推，它有一个能够为人人接受的普遍的社会伦理。孔子早就言明了这一点，《中庸》记载孔子言“忠恕”后，紧接着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为能也。”孔子认为能够做到尽己之心推己及人，就接近中庸之道了，凡是别人加之己身而自己不愿意的，就不应该施加在别人的身上，应该从父子、君臣、兄弟以及朋友四个方面努力地尽自己的责任。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他也认为“恕”必须在父子、君臣等伦理的范围内进行，他说：“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不能报，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听令，非恕也。”（《荀子·法行》） 儒家强调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须在社会伦理的范围内，因为君仁臣敬、父慈子孝等是普遍的规范，在此基础上的推才是人同此身、心同此理，具有共同对话的平台。儒家对推己及人的主体具有非常高的道德要求，强调只有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才能对他人产生影响。考虑到古代社会，君主是天下的领导者，君主与各级官员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只有君主与官员做到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才能对天下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领导者的 “恕”道 无论孔子、荀子所说的君臣父子之间的“恕”道，还是《大学》的絜矩之道，都是在强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首先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君主是唯一的领导者，没有人可以逃离君臣名义，但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君主固然是社会关系的维护者，但是君主不是无可怀疑的绝对权威，君主的合法性不在于权力而是道德。儒家对君主的道德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君主须对臣下百姓实行“恕”道政治，体现出仁政德治。 君主作为权力金字塔的顶端，高高在上，没有哪位臣子敢对他进行随意的指责，久而久之君主适应了这种呼风唤雨的角色，觉得自己是人间秩序的仲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儒家的存在，则要改变君主的这种想法，儒家告诉君主，君臣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是天然决定的，臣子对君主的服从，是以君主的道德为前提，君主在处理君臣上下级关系时，绝对不可依据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要相互尊重，君主必须考虑“恕”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给予臣下应有的礼遇，建立和谐的君臣关系。 孔子认为君臣虽然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但是二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臣对君主不是绝对的服从，君主必须给予臣子尊重。鲁定公向孔子请教君主如何使用臣子，臣子又该如何对待君主，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君臣关系中，君主是主动者，需要按照礼的规定来安排臣下，给予应有的尊重，而不是以个人喜好随意处理。君主对臣下的礼遇，不仅需要国家制度的规定，而且需要君主个人诚心诚意地实行，君主唯有从推己及人的“恕”道出发，考虑到自己需要臣子的忠诚，需要天下的尊重，从自己的心理情感出发，才能保证对臣下的礼遇。 君民关系是君臣关系的放大，百姓辛苦劳作，为君主、国家缴纳赋税，奠定了国家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民心是维系国家存在的重要因素。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使百姓既有恭敬忠诚之心，又能做到相互劝勉为善，孔子回答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孔子建议季康子对待百姓的态度要端庄敬畏，努力躬行孝慈，对人民实行仁政德治，选用德才兼备的士人来治理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孟子表示君主要实行推己及人的“恕”道，自己安乐的同时也要使民众的生活安逸，若只追求自己的骄奢淫逸，必定遭到民众的唾弃。鲁国和邹国发生冲突，鲁国三十多位官员在冲突中死亡，但是民众却没有伤亡，鲁穆公非常愤怒民众没有尽力救援官员。他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孟子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鲁穆公及其官员失德的必然结果，穆公与官员不行仁政，在灾荒的年份，不把国库里的粮食拿出来赈灾，而是坐视民众逃荒以致流亡，使得民心大失，君民离心离德。孟子进而指出，君主只有实行仁政，把握“恕”道，推己以及人，把自己对待父母的孝心，对待子女的慈爱，推广到天下百姓的身上，才能赢得百姓的爱戴。 君主是人间社会无可争议的核心，君主的一言一行都对人民产生重大影响，这就要求君主成为人民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力量，君主推己及于天下的恕道，首先必须正己以及人。季康子主张为政应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孔子不以为然，孔子认为“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季康子虽非君主，但却是鲁国实际的主政者，孔子告诫他应该努力修正自身，用自己的道德修养引领国家人民向善。关于君主的道德楷模作用，孟子表示的更加直接，“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孟子劝谏梁惠王不要以利为出发点，而应处处考虑仁义，君主行乎仁义，则天下归仁，足以一统天下。 宋儒程颐认为君主关乎天下兴亡，“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于人君一身，故而君主须修身养德，对社会移风易俗起到引领作用，“王者之道，修身以齐家，家正而天下治矣。自古圣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为本”（《周易程氏传·家人》卦爻辞注），总的说来君德须是“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君主的德行足以感化天下。具体来说，程颐认为君主要做到“诚”，“人君至诚，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诚爱戴，以君之德为恩惠”（《益》卦爻辞注），内心至诚，发于外，便是信，君主对天下有信，那么人民认为君主的做法就是合乎道义的，唯有这样，民心才能悦服。程颐认为君主还要做到内心怀有刚健中正之德，秉中才能无偏，才能做到公，公正严明一直都是政治的呼吁，人君做到公正无私，则取信天下矣。君主具备了诚、中、公的品德，足以成为人们的道德楷模，发挥道德引领作用。程颐认为，君主的榜样力量在于推行仁义，使天下人们都向仁义聚拢，《比》卦爻辞注“人君比天下之道，当显明其比道而已。如诚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比道即是亲辅之道，君主亲辅人民，应该恕己及人，从自己的内心考虑天下苍生，推行仁政，使天下蒙受恩惠。程颐在《比》卦中着重以君主的仁心解释“三驱之礼”，他说，古代四时的田猎不可荒废，这是礼制的要求，但是田猎就会伤害动物的生命，如果牧场四面都被围起来，那么猎物就无处可逃，所以天子之猎，只围三面，剩下前进的一面不围，这样在打猎的过程中，猎物就可以逃走，以此显示君主的好生之仁心。程颐认为君主将这种好生之仁心推之政治，就是仁政。程颐出任西京国子监教授，为崇政殿说书，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听说哲宗漱口吐水有意避开虫蚁，程颐对哲宗说：“愿陛下推此心及于天下”。程颐希望哲宗将不忍杀生的仁心，行之以天下，仁政于苍生。 三、被领导者的 “忠”道 君臣是上下级的关系，君主领导臣子，儒家的“恕”道要求君待臣以礼，这是君臣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臣事君以忠，这是臣子的“忠”道，他们要在君臣关系中努力地尽自己的责任。荀子将臣子之“忠”分为四个层次，《臣道》记载：“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荀子非常重视臣下对君主的道德教育，通过儒家伦理的熏陶使君主复归德性是臣子第一等的“忠”，以儒家道德辅佐君主是第二等的“忠”，明确是非观，为坚持真理而触怒君主是第三等的“忠”，只为个人利禄，对君主阿谀奉承是“国贼”。在荀子看来，君臣关系必须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臣下的主要职责、最大的忠诚就是使君主能够按照道德的要求行政，如果君主背离道德，臣下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委曲求全，必须指出君主的错误，将君主引入正途，如果君主不听从，臣下只有独善其身，离开政治舞台，这就是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的信条。 孟子认为现实的君主已不再是三代那样的圣人，君主的品德存在着瑕疵，只有拥有儒家道德的君子才能辅佐君主重归正道，所谓“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程朱理学非常重视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君主的道德关系国家根本，程子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程氏遗书》卷十五），革除君主心中不正当的欲望，是天下走向治道的关键。朱子对君主的道德抱有同样的期盼，他“昧死”向宋孝宗进言：“纲纪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失，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程朱理学家认为天下之事系于君主一心，只有君主之心摒弃私欲，达到光明公平的程度，才是国家走向治理的关键。 为了使君主达到完美道德的水准，程颐认为需要对君主进行教育、劝谏以及辅佐，这个重任自然落在掌握儒家之道的君子肩上。程颐出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担任宋哲宗的老师，对于教育幼主，他不仅仅有理论的论述，更有现实的操作，他希望以其志诚之心教育哲宗，引导哲宗成为完德有道之君，从而改善天下。程颐认为，教育幼主的典型莫若周公辅成王，周公教育成王，使其身边都是正直的君子，故而成王所见无非正事，所闻无非正言，在这种熏陶下，成王“习而智长，化与心成”，德业已习，终有“成康之治”。故而程颐认为教育哲宗，必须使哲宗身边布满有德之人。朝廷慎重选择贤德之士，给哲宗皇帝讲圣贤之道，白天须有两人陪伴左右，晚上须有一人值夜，以备哲宗随时问道。这些贤德之士照顾哲宗的起居生活，不仅仅要讲明圣贤之道，而且要“服用器完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总之侈靡之物不见，浅俗之语不听。又考虑到哲宗毕竟年幼，身边若都是一群五十岁左右的儒臣，交流甚是困难，难免会产生厌倦的情绪，所以程颐建议从大臣家中选择三个十到十二岁的“端谨颖悟”童子伴随哲宗读书学习，“常情笑语，亦勿禁止”，使哲宗感受到快乐，不至于压抑。 自孔子而后，儒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君行道，用儒家道德义理辅佐君主，引导君主推行仁政，回到三代之治。程颐无意于高官厚禄，但是对于帝王师的重任，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说：“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盖非常之遇，使臣自择所处，亦无过于此矣。”（《程氏文集》）程颐对哲宗的教育谓之呕心沥血也不为过，作为臣子，程颐竭尽自己的忠诚引导君主走向完德，这是儒者程颐臣子的“忠”道。 四、结语 君主相对于臣子、百姓而言是领导者，他处在社会的顶层，对国家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这要求他必须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做国家社会的榜样，起到引领风俗的作用。从自己内心情感出发，将自己对父母、子女的孝慈之心推广应用到万民身上，展现对臣子的礼，对百姓的仁爱。君臣关系中，臣子是被领导者，他的职责不仅要帮助君主处理国家事务，而且要引导君主走向道德之路，展现臣子的“忠”道。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儒家追求的“忠”绝不是对君主的愚忠、媚忠，而是要求臣子以道辅君，考虑国家的长远发展。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君主，孔子回道：“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孔子、孟子都强调臣子对君主的劝谏，引导君主走光明正大之途，这不仅是臣子对君主个人的忠贞，而且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荀子称之为“从道不从君”。通观中国古代历史，历代大儒都坚定地以道事君，希望借由君主的德行实现社会的仁政德治。 君臣关系虽然早已不存在于当代社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也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地位上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但是责任上仍有大小之别。今天在领导科学中，“忠恕之道”仍具有积极的意义，领导者要做到自己洁身自好，做社会的榜样，体贴民众，关爱民众。被领导者“忠”于职守，尽心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时刻提醒上级注意道德修养，促进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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