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观与百年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百年浴血奋斗，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基因，已经注定不可能领导中国前进了。①领导中国前进的任务历史地、必然地落到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毛泽东在1917年2月《致黎锦熙信》中明确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从而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②终其一生，毛泽东确实是这样来实践的。高度重视文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能不依赖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精神文化。与获得物质进步相比，共产党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一种先进的文化，并使之发挥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主要不是指既有的中外典籍，也不是指博览群书，因为典籍可能精华与糟粕并存，博览群书可能食古不化，文化主要是指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科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能够基于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而形成的关于改造世界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把它们内嵌于人们的伦理之中，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之上，并且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文化是否先进，就是其认识、思想、行动是否符合、体现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凡是符合或体现的，其文化就是先进的。认识、思想越符合，行动越体现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越是先进的文化。一个政党只有聚集了大量掌握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存在决定意识、普遍联系规律以及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特殊规律（一般规律的应用和具体化）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政党，才能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才能用它来改造世界。这就是毛泽东的文化观。回顾百年历史，毛泽东的文化观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探索这种文化观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就是本文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先进首先表现在它是否能从政治上看问题。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同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急需改善自己和民族的命运。这本身就是矛与盾的对立统一问题——中国人民要用自己之矛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盾。

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打下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在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它们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创造出世界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础条件。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毛泽东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得他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事事关心使得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把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联系起来，既探索事物的特性，又挖掘事物的共性，从而找到撬动世界的杠杆。这两大特征使得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得以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脱颖而出，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特别是使得他能够出席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毛泽东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转折点。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就投身于把党的政治决议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之中，逐步成长为党内高层的杰出代表。他在长沙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湖南第三师范学校研究发展党员、成立党的组织，选派共产党员前往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创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举行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举行游行大会，参与改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推动罢工斗争，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与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被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组成中央局，并任中央局秘书，多次与陈独秀共同发出中共中央通告，向全党提醒重要事务和动向，等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毛泽东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国民党“二大”筹备工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参与起草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数次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联席会议，创刊并主编《政治周报》，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次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注意到掌握兵力问题，主张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提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观点，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主张“只可用‘土地公有’的口号，不能用‘国有’的口号”，等等。这些实践活动和思想主张的提出，是毛泽东政治文化向军事文化转化发展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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