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还是痼疾，欧洲殖民史给21世纪的全球医学

诗人卡蒙斯形容葡萄牙的罗卡角“陆止于此，海始于斯”，这里是大航海时代的起点，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肇始

当欧洲帝国向全球扩张，欧洲医学也进行知识论与结构的根本改变；当欧洲人与其他种族相遇，在现代医学思想中建立了种族与人类演化的观念。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另一面——西方殖民全球化的过程，现代医学和卫生制度也在欧洲建立起来，并逐渐推广至世界各地，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各国的医疗与卫生体系中看到那段殖民医学史的遗绪。

殖民医学史的两条轨迹

殖民医学史的开展有两条主要的轨迹：同化与差异。

一方面，从16世纪到20世纪，全球的互动与同化形塑了医疗与帝国的历史。这些出现在如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印尼人-马拉巴人-葡萄牙人-印度人、非洲人-法国人-苏格兰人等不同团体之间，观念、医学传统、药物的分享和日常互动，带来医疗、疾病理论和药物使用的混合与多样性，最终走向现代医学的形成。

另一方面，这也是欧洲殖民帝国兴起的历史，导致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产生日渐扩大的差异，并且是欧洲及其殖民地在医院、预防医学、流行疾病、死亡率等方面分歧的历史。

当欧洲国家控制并统治大半个世界时，有些差异属于经济和政治的性质，如欧洲医疗市场和制药工业的发展，以及亚洲和美洲当地传统的被边缘化、流行病在欧洲消退而在殖民地兴起、欧洲人口增加与死亡率下降以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等地的人口减少。

有些差异则比较是想象的或发明出来的，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清楚看出，断言欧洲与热带在病理上和文化上的差异、种族特征的差异，以及西方医学与传统医学或是另类医学的差异，皆属这类想象的差异。

同化与差异是殖民主义留给21世纪全球卫生的遗绪。弥平鸿沟进而在一个经济与社会不对等的世界提供平等的医疗，这个很难达成的任务成了全球卫生的使命。

19世纪晚期，欧洲在海外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其内部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段时间疫病的威胁在欧洲急剧减少。1870年代之后，西欧就没有暴发重大的霍乱疫情，疟疾则仅限于欧洲的东部和南部。

这主要归功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一般医疗设施的改进。这也是欧洲民众运动与觉醒的时期，一般民众参与并主张他们对公共卫生、实验研究伦理以及生活条件的看法。

然而在殖民地，这些措施是在侵略性的殖民进程、国家威权主义日益增长、现代性与文明开化使命以及大规模军事动员的情况下引进的。一般认为热带是疾病渊薮的观点也形塑了这些措施。因此，预防医学、预防接种、改良卫生及搜集人口的统计数字等公共卫生措施，在欧洲与在殖民地施行的脉络是相当不同的。

然而，这段欧洲的和平时期是短暂的。一战以及接下来流感、伤寒的大流行以及饥荒，使得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坠入人祸。

伴随战争而来的卫生挑战

阿斯克勒庇俄斯和他的蛇杖，这个希腊神话人物与蛇的形象是现代卫生事业的标志

战争暴露了欧洲内部的卫生危机，战争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场危机。一战导致超过1500万人死亡，另有700万人永久残障以及1500万人严重受伤。除了军事伤亡之外，以疟疾为首的疾病对军队造成了重大损伤，特别是那些在东线战场的军队。在巴勒斯坦和马其顿，某些时段约有一半的英国军队因为疟疾而无法行动，法国人在马其顿也有类似的受害情况。

然后是1918年流行性感冒全球大流行，这场疫情常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因为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是第一位受害于此疾病的显赫人物，因而在西班牙受到媒体大量报道。这场流行持续到1920年，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疫病之一，在全世界约有5000万人因此死亡。虽然战争并未直接引起流感，但军队拥挤的场所和大规模人员移动增加了传染。

接下来是苏俄在1918年到1922年发生了饥荒以及伤寒流行。饥荒的原因是干旱和战争之后的政治动荡以及俄国大革命期间的内战，这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和食物、饮水的短缺。饥荒、伤寒导致大量人口从苏俄移民到中欧。

战争之后，欧洲国家面临他们自己的卫生挑战，了解到这些挑战与正式殖民地乃至殖民地以外地区的状况都有关联。这时候殖民医学的经验成为关键，例如英国政府试图利用英国殖民医学专长，处理一战的疟疾危机。战争期间指派罗纳德·罗斯担任顾问，陪同埃及、希腊、加利波利的英国军队进行预防疟疾的行动。美国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在战后采用了类似19世纪末以来在西印度群岛、非洲以及亚洲针对黄热病和疟疾所施行的卫生措施、检疫做法和田野研究。

文章来源：《领导科学论坛》 网址: http://www.ldkxzzs.cn/zonghexinwen/2020/0721/411.html